本文拟通过分析《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诉讼案在中日传媒中的不同定位和引出的不同问题意识，讨论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空间的形成方式及其面对的困难，并进而对活着的历史进行学术研究时学者与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东史郎日记》的作者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1937年8月应招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招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东史郎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的部分战地日记，五卷中有一卷是关于日军攻占南京前后的记述。日本青木书店在1987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们南京步兵队》，他的记述后又被同一书店所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1989年）所收。1993年，该记述中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资料集》编辑人下里正树，一审二审东史郎均败诉。
　　1998年12月22日东史郎二审败诉之后，中国政府立刻作出了反应。12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于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谈话。他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28日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又一次强调说：“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
　　以东史郎败诉为契机，围绕着这场诉讼案的核心事件——1937年南京最高法院前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日本士兵把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燃、最后系上手榴弹将其抛入水塘炸死的暴行，中国的传媒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1998年东史郎第二次败诉之前，日本友人曾来中国寻求调查取证的支援，得到了广泛的协助。当时的调查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1937年时的邮袋是否能够装下一个人？二、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时是否有水塘？三、把手榴弹梆在燃烧的邮袋上扔进水塘对加害者是否有危险，因而这一行动是否能够成立？为了搞清这几个问题，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方努力，包括搜寻有关资料、由专门的实验小组进行模拟实验等等，每一个细节都有大小传媒不断报道。而随着东史郎败诉的消息传来，中国人的义愤随之高涨，1999年的上半年，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之前，可以说中国人的兴奋热点集中在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199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了五卷《东史郎日记》（这只是东史郎日记的一部分，但是比日文的《我们南京步兵队》的篇幅多）；6月便印刷到第三次，仅第三次就印刷了150030册；大小报刊杂志的报道自不待言，4月18、25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实话实说》分上下两次播出了由东史郎和他的后援会亲自参加的讨论，题为《战争的记忆》，该节目获该季度较高收视率。与此同时，上半年在北京上演了以小说《我认识的鬼子兵》为蓝本的同名话剧，由汪遵淇执导；该剧在年老和年轻的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民族主义反响，似乎是汪导演近年来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东史郎也观看了该剧，在表示沉痛之余，他强调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能与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相比。
    中国的传媒这种热烈的反应相反，日本的传媒对于东史郎一案反应得极其冷淡。若干报纸在东史郎案败诉之后报道了结果，此事就不再被关注；笔者不及查阅例如《赤旗报》这一类左翼政党的报纸，无法判断它是否有所反应，但是即使如此，东史郎审判在日本也没有形成一种由传媒主导的社会舆论，仍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在1998年12月东史郎败诉的当天，日本东京最有影响且被公认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朝日新闻》上找不到对此事的报道，相反倒是刊登了一则报道魏京生流亡美国、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文字。就连东史郎诉讼的律师小组也极其遗憾地表示，东史郎一案在日本引不起关注，是日本社会现状的一大问题。
　　但是，这种情况却由于《实话实说》的工作得到改变。首先，6月2日，日本报纸《产经新闻》以一版篇幅报道了这两次节目的内容；紧接着，作为观众参加了这次节目拍摄的日本留学生水谷尚子在东京岩波书店发行的刊物《世界》上撰文对东史郎进行质疑并对中国人对待东史郎的态度进行了批判；10月，同一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驳斥水谷；尽管日本人总体上对于东史郎的名字仍旧陌生，这种情况根本无法与中国人对于东史郎之名的熟悉程度相比，但是与1998年相比，日本的传媒终究为东史郎分配了相对可观的篇幅。于是，以《实话实说》这一深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为媒介，尽管有着范围的显著差异，东史郎问题总算基本同步地进入了中国与日本大众的视野。
                                       二
　　在对中日两国的媒体处理东史郎问题的不同点进行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入《东史郎日记》本身。从各种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尽管争论是围绕着《东史郎日记》展开的，但是这部日记并未被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得到细致的阅读。而在阅读这个文本之前，我们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文本，那就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比《东史郎日记》约早两年发行的《拉贝日记》。
　　在《拉贝日记》中，构成主体的不是拉贝的个人性日记，而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人组成的在华"国际委员会"滞留南京的成员所写的致日本大使馆的反映日军暴行的信件、文告和记录当时情况的文件以及档案。这些记载令人发指，它不仅记载了日军在进入南京城后的烧杀劫掠的规模，更活生生地传达出了日军暴行在南京人民、甚至包括在南京的外国人之中引起的恐惧气氛。在这些暴行之中，占显著位置的是日军极其野蛮的奸淫行为，兽兴大发的日本士兵不分年龄地奸污上至老妇下至幼女的南京女性，阻拦者几乎全被屠杀或伤害；而日本兵在对妇女施暴之后所进行的肉体残害更是令人发指，应该承认，我们在有关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记录里，很难找到同等规模和同等性质的性暴力内容。日本人在世界史上所遗留的“野蛮”形象，很大程度是来源于他们奸淫与屠杀的残酷方式，而根本不是其数量，这是必须强调的一点。在这一意义上，《拉贝日记》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
　　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是东史郎部分战地日记的全译本，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它与日文版《我们南京步兵队》的差异，那就是它记述了东史郎在第一次侵华时在中国大陆内部随军队南北移动时的全部经历，而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仅仅构成了该书的第二卷，仅有97页，在498页日记中占五分之一。假如把这97页记述与《拉贝日记》相比，它对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暴行的描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被反复引用并引起诉讼的有关桥本虐杀无辜中国人的记述，在书中仅占一页纸的篇幅，它之所以构成了注意的焦点和争议的核心，不是由于它是日记的核心内容，而是由于东史郎诉讼案基于这一段记述而展开的缘故。而值得注意的是，除掉这一页记述之外，在东史郎关于南京时期的97页日记里，拉贝所描述的那种无节制的残忍兽行几乎没有被正面涉及。尽管它也提到了长江边“牛猪般惨遭屠杀的敌军尸体”，提到了日军以“征收”和“检查”为名掠夺南京居民财物以及日军的嫖娼，但是几乎没有提到《拉贝日记》里所大量记述的那种在“安全区”内以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为对象的、更为残酷的野兽般的施暴。
　　我们无须进行任何推论就可以找到这种记述差异的原因：拉贝是德国人，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上是一个旁观者，而东史郎是日本士兵，他是事件的当事人，是加害者。
　　但是，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可以导致东史郎对日军残暴罪行的大幅度省略，同时也可以导致读者依靠迄今为止各国提供的资料里对日军暴行的揭露进行对罪行的复原。即使是在《东史郎日记》内部，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可供进行复原的材料。尽管在南京时期的日记里东史郎更多描述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军“思乡情结”，但是纵观五卷日记，其间不乏东史郎所在部队在中国大陆杀戮奸淫的记录。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没有发生在南京而无视其存在，更不能把南京大屠杀孤立于这一系列暴行之外。历史的真实性恰恰不是数字的统计所能囊括的，它存在于一系列要素的结构关系之中。
　　东史郎的日记作为第一人称记述，尤其是作为侵华日军一员的记述，它的视角明显地区别于受害者中国人，而它能够提供的日军暴行的证据也是非常有限的。仅就它对日军性暴力的描述来看，在东史郎笔下的中国受害者不仅没有声音，甚至看上去简直说得上是配合的；除掉在几个地方受害者的"浑身颤抖"被东史郎注意到之外，在大部分场合下笔调都很轻松。如第四卷里描写到东史郎手下的士兵要对一个16岁的女孩施暴时，东史郎命他到远离女孩的母亲和其他人的地方去干，于是，女孩被拉走：“皎洁的月光笼罩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两人的样子宛如一对散步的情人，我突然间想到了祖国。”
　　在这样的行文中，会时时夹杂以诸如西本（即桥本）虐杀无辜的镜头，尽管大部分都被简化，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残暴的意象。但是，假如把这些部分作为《东史郎日记》的历史价值，恐怕比起受害者一方的证词来，比起拉贝等提供的旁证来，它是要大打折扣的。它的意义，其实至多不过是加害者出面证实发生过屠杀，而不是屠杀本身的残暴经过。换言之，它的文献价值首先不在于它对于事实的阐述，而在于它阐述事实的姿态。
　　但是如果我们把东史郎的姿态亦即“当事人视角”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追问下去，那么这部日记隐含着的内在结构就会浮现出来。比起证实屠杀和其他暴行的存在来，东史郎日记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揭示了这些暴行所得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在第一卷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东史郎等人在行军途中休整之时在一家豪宅抢夺值钱的东西时，被原来的新兵现在的上司军曹本山发现并训斥。本山原来是东史郎等人的下级，“可能有一种潜在的自卑感”，而东史郎也总是不自觉地用看新兵的感觉看他；于是本山大喝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被他大喝了一声，他现在保持着长官意识，是以长官的身份向我们大喝一声的。……我们也有一种部下意识在作怪，马上心里就有一种要服从的意识。两者之间丝毫也没有新兵与老兵时的意识了，只有军曹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本山军曹也借助这一声大喝，恢复了对我们这些士兵的长官意识，而我们被他一声大喝，也恢复了身为士兵的意识。”
　　“有了这种心情，就很难再轻易回到新兵与老兵时的状态。他不再愿意那样了。他以长官的派头来压我们，我们作为士兵被他压住了。”
　　这是理解东史郎上述关于忠勇士兵定义的背景。服从是任何军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但是东史郎却告诉我们日本式的伴随着暴力的绝对服从是怎么回事。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军阶所起的作用是超过个人感情意识的，它不仅成为一种评价的机制，更成为控制个人感情和行动的准绳。这使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理解1953年日本的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回忆日本宣布无条件战败时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小分队的事情。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恐怕那是在8月15日过去几天以后的事情了）据说队员们全体嚎啕大哭。他们整整哭了一天。然后他们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们同时开始着手进行归国的准备工作。”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分队的例子，中国战场上的日本败兵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富有戏剧性；但是拼死顽抗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国内的百姓这种一夜之间改变立场接受战败的事实，的确曾经令全世界感到惊讶。对于竹内好来说，日本的战败是一个耻辱，它的耻辱不在于这场战争输掉了，而在于它输掉的方式。按照竹内好的看法，日本人在道德上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赢得了它。他所说的"道德"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义"，而是人的尊严与个体价值。日本士兵在二战中的兽行，是东史郎所描述的那种绝对服从的内在结构的一个对外的表现而已，尽管日军的很多虐杀是自发性的行为而且日军在纪律方面也并非没有约束，但是《东史郎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种暴行来源于日本社会的天皇制暴力。所谓“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正是通过这种“军曹”对“士兵”的权威性维持的，而这种“权威性”，正如主要从精神医学方面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的野田正彰所揭示的那样，是造成日本战时士兵的精神病态的主要根源。但是，问题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战争。天皇制当今虽改头换面，却仍然是日本社会不可忽视的基本结构方式。只要考察一下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以不与别人唱反调为自己求得安全，就可以理解东史郎所描绘的那个以暴力所维持、并且这种暴力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认可的世界离今天并不遥远。而同时，更需要中国人理解的是，日本一代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战后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反对天皇制的斗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它不仅与我们认识和共有战争的历史记忆直接相关，而且更与今天在中日之间建立真正的理解直接相关。
    在《东史郎日记》里频繁出现的另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也是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那就是它真实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的强大？
　　这几个月来，关于中国必须要强大的议论满世界都是，有的人干脆就断定中国已经很强大了，用不着怕谁谁和谁谁谁了。当然，强大总是好事，别人不敢欺负，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谁不愿意中国强大呢？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强大，我们要强大是为了给谁带来益处？在很多大发强大论的人士看来，这自然不成问题，不过我还是愿意追究一下。
　　我看到很多人把强大理解得非常简单，不就是拥有更先进的核武器、射程更远的导弹、火力更强大的飞机，声音更小的潜艇，当然，如果能造上两艘、三艘航空母舰，那就更强大了。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硬家伙，有了这些家伙，自然说话就硬梆了。
　　我可不敢否认这些家伙的硬度，不过我很疑惑，一个国家有了这些家伙，就算强大吗？前苏联给我们的好像是相反的教训。前苏联自己研制出那么多硬家伙，最后还不是灰飞烟灭，我们靠买人家的就能强大吗？
　　苏联的那个"前"字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有了硬家伙，未必就强大。美国是靠什么强大，仅靠它的硬家伙吗？仅靠它的大兵到处驻扎吗？不说别的，随便到中国培养精英的地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问问，有几人不想去美国，你就知道美国的真正力量之所在。
　　其实，几千年前的老祖宗——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就已经明白，真正的力量乃在于民心。
　　有的人就说：民心，我们有的是，不就是爱国主义嘛。统一祖国，还不是最大的民心所向？对此，我可不敢说三道四，只是，老百姓就只有这一个想法吗？我是平头百姓，坦率地说，在这个年月，我最关心的是我会不会丢掉饭碗，我儿子以后到哪儿上学；如果我是山村的孩子，我会关心我还上得了学吗；如果我是私营业主，我会想我在哪儿投资更安全；当然，如果我失业了，我也可能想国家最好跟谁打上一仗，也好能混口饭吃。
　　我不知道，那种拥有硬家伙后的强大对于失学的孩子、失业的工人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对于从来不能够真正地了解过外部世界的人来说，他们的爱国主义激情有什么价值；我不知道，用于硬家伙的钱有多少会来自在沉重的负担下挣扎的农民？我也不知道，就是造出了航空母舰，那些根本还吃不饱肚子的几千万、上亿人的生活就能获得改善吗？
　　所以，所谓的民心，乃在于全体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从而他们会有自尊，他们考虑问题也会更有责任感，而不是无赖式的破罐子破摔；人民拥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他们从心眼里体会到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们无需鼓动、无需宣传动员，会自愿为保卫国家的自由而牺牲，因为保卫国家的自由，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自由；他们拥有高度的自由，从而他们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这正是知识、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我们的确需要强大，但应该是人民的强大，应该是每一个平民都有财富、有力量、有自信心，我们所需要的强大蕴涵在自由、民主、富裕、公平这些基本价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