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来说，黄仁宇是一个启蒙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从财政政策、税收、行政效率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更替　　
　　黄仁宇逝世近两个月而国内没有任何反应，　　
　　令我大惑不解。本来，在当今政府千辛万苦维护经济局面的大氛围下，我以为会有更多人对黄的逝世表现出关注，何况三联书店不久前还重印了他的《万历十五年》等四种著作，销售纪录良好。对我们来说，黄仁宇是一个启蒙性的历史学家，他从财税制度入手，试图从财政政策、税收、行政效率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更替。他把我们从泛道德主义的历史观中解救出来。
　　《万历十五年》是其代表作，其中谈海瑞的一章给人印象最深，标题是：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而出名，又被姚文元拿来说事儿引爆“文革”，以一个历史上的清官而与现实政治斗争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海瑞堪称一个奇迹。黄仁宇尝试重新描述一个真实的海瑞，并找出这个清官得以存在的历史根源。他认为，明朝的经济形势到海瑞时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税收越来越赶不上国家开支的增长速度，政府在经济上失去信誉，必须从别的方面弥补，猛唱道德高调无疑是一个办法，于是就有了海瑞这样的清官。海瑞就算不错了，而大批官僚为了显示道德高妙，争相表演“文死谏”的行为艺术，遂使皇帝日常办公的主要内容就是剥下他们的裤子“打屁股”。及至清兵入关，士人领袖钱谦益投湖殉国，而最终没能死成的原因竟是“水太凉”，道德的标榜顷刻间成一大笑柄。　　
　　黄仁宇隐含了一个意思：当一个社会实在无可救药的时候，它往往会把道德大旗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更令人悲哀的是，道德模范如海瑞的生产机制竟是这样。　　
　　从鲁迅看出“吃人”开始，中国历史上的道德至上主义已经被彻底清算。但包括鲁迅在内，实际上也没找到这种道德至上主义的根源。为什么文景之治用黄老之学，而到汉武帝就要独尊儒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汉武帝要打仗，国库日蹙，入不敷出，有意无意就祭起了道德胜利法。实际上，到武帝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崩溃了。人都不傻，有利可图的时候没人空喊道德；实在到了杀鸡都无卵可取时，就会对老母鸡们说，我看你们还是做凤凰比较好一点，然后糊一个纸凤凰架设在鸡窝门口说，瞧，这只鸡已经变成凤凰了。　　
　　也就是说，满嘴仁义道德，其背后一定满目疮痍。道德主义，往往出于不得已的选择，更成为争夺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借口。《盐铁论》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汉武帝留给继承者昭帝一个烂摊子，为了增收，御史大夫桑弘羊扩大了政府专卖的范围，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招致强烈反对，引起一场大争论。主张废除专卖的声音来自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秀才不便言利，顺手扯起道德大旗，大谈政府应该“抑末利而开仁义”，否则就要把民风带坏，亡无日矣。黄仁宇对此的评论是“不着边际”；而当时朝廷为了保持运转，宁肯与“仁义”为敌，硬是把盐铁专卖制度坚持住了。　　
　　以上事例都可以看出道德的实用主义立场。因此，空喊道德，背后一定存在着不道德的利益考虑；而空批“道德”，除了表现一种姿态，实在很难打中十环。道德永远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里的木偶。尽管有人批评黄仁宇“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批评相当切中要害，但黄仁宇的研究角度还是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在此之后，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更直接地说，我对许多历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怀疑。